家庭照护的现实与困境

《企业改革与发展》：根据您的经历和思考，当前家庭照护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些困难对照护者的身心健康以及家庭经济状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胡泳：在我照护父母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当前家庭照护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照护任务本身来看，其复杂性和专业性超出想象。像我母亲病情加重后，我需要学习执行注射、更换导管、鼻饲等复杂医疗任务，但医院等相关机构却未能提供有效的培训，我只能通过看书、上网搜索、与他人交流等方式自行摸索，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担忧和不确定性，害怕因操作不当给母亲带来伤害。照护时间的持续性和高强度也让照护者压力巨大。母亲卧床期间，需要2小时一次翻身叩背，日夜不间断，这使得照护者长期处于疲惫状态，难以保证自身正常的休息和生活节奏。长期的精神紧绷和身体劳累对照护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家庭照护者普遍存在心理困扰，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高发，我自己在照护过程中也时常感到痛苦和压抑。身体方面，长期照护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等健康问题，有研究发现长期照护者在照护结束后免疫系统仍可能处于紊乱状态。经济上，家庭照护的负担也不容小觑。一方面，为了满足老人的医疗和护理需求，家庭可能需要购买各种医疗设备、药品以及营养产品，这无疑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支出；另一方面，照护者因投入大量时间在照护工作中，往往会减少正常工作时间甚至放弃工作，从而导致收入减少，进一步加重家庭经济压力。

《企业改革与发展》：在家庭照护中，照护者面临的巨大压力对照护服务市场产生了哪些直接或间接的需求，又存在哪些阻碍市场有效供给的问题？

胡泳：照护者在家庭照护中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这一现状对照护服务市场产生了多维度的需求。从身体层面来看，长期不间断的照护工作使照护者身体透支严重，他们急需专业的照护服务来分担工作，如临时照护、康复护理等服务，以获得休息和调整的时间。从心理层面，照护者面临着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困扰，对心理咨询、心理疏导等服务需求迫切。此外，照护者还需要专业的培训服务，提升自身的照护技能和知识水平，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照护工作。

然而，当前照护服务市场的有效供给却存在诸多阻碍。首先是服务资源不足，专业的照护人员数量短缺，且存在区域分布不均的问题，难以满足大量家庭的照护需求。其次，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监管机制，导致照护服务市场鱼龙混杂，消费者难以获得优质可靠的服务。再次，服务价格偏高，超出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使得部分有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照护服务市场的发展，也加剧了照护者的困境，亟待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规范等手段加以解决。

《企业改革与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独生子女一代也逐渐步入照护者的行列。在家庭照护中，独生子女家庭比多子女家庭面临的问题更为尖锐和沉重，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觉得独生子女应如何尽早完成角色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做好照护的准备？

胡泳：过去养老的问题为什么不像现在这么尖锐？首先，过去人的寿命没有现代人寿命这么长；其次，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很多老一辈人开始焦虑。其中，第一是对“孝顺”这件事的焦虑。孩子少了，家庭纽带也在变化，老一辈人会问：将来我的孩子真的会像我照顾父母那样来照顾我吗？第二是更现实的压力。现在一个孩子可能不仅要照顾自己的父母，还要照顾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就是说，一位老人以前是由多个子女照顾的，现在可能只靠一个孩子，照护比骤降。对80后、90后，甚至00后来说，这是沉重的现实。他们没有太多选择，唯一的希望是社会能帮忙筑底。但问题是，面对我国当下的人口结构，这个“底”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筑起来。在老龄化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该立法就立法，该出政策就出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照护者不是在“自顾自”，而是在为整个社会做贡献。照护者默默承担的，不只是亲情的责任，更是为社会减轻了巨大的压力。社会也应该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大力发展和推动养老院、医院、社区服务以及医养结合的发展。而这些需要在至少十几二十年后，才能看见雏形，才能受益。

对于独生子女一代而言，从现在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些调整，为身份的转变提前做些准备和铺垫，能在关键时刻减少措手不及的焦虑。当然，这些准备还远远不够，因为人总是在真正面临那个节点时，才会真正投入资源和精力来解决问题。不过有一些安排，是可以提前进行的：比如，你与父母是否异地生活？一旦父母年老、需要照护，异地就会变成极大的麻烦。照护的不便只是其一，更大的痛点可能是会造成一些遗憾，例如在关键时刻，你无法到场。提前把父母接到身边、变成同城生活，至少能在某种意义上预先解决掉一些问题。再比如，现在开始兴起的养老保险和养老理财工具，虽然目前还在初期阶段，但未来一定会逐步成熟。如果能早点未雨绸缪，也许就能避免在未来的某个关口“抓瞎”。

《企业改革与发展》：您认为政府在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如何创新模式以应对家庭照护能力不足的问题？应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支持体系来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胡泳：基于我的照护经历和对社会现状的观察，社会和政府在支持家庭照护者方面大有可为。

在政策层面，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比如美国超过30个州通过的《照护者建议、记录和赋能法案》（CARE Act）就很有借鉴意义，我国也可以要求医院在患者出院时确定家庭照护者，为其提供照护相关的基本教育和指导，帮助照护者更好地应对。同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减轻照护者的经济负担，例如对购买老人护理用品的家庭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还可以鼓励雇主为有照护需求的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增加带薪照护假，让照护者在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不至于在职业发展上受到太大影响。

在社会层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发挥更大作用。他们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病情，还要重视照护者的负担和需求，主动与照护者沟通，提供专业的护理建议和心理支持。可以建立专门的照护者咨询热线或线上平台，方便照护者随时获取帮助和信息。此外，社区也应积极参与，组织志愿者活动，为家庭照护者提供喘息机会，让他们能够有时间休息和调整。还可以开展各类培训课程，提升照护者的专业技能和应对能力。建立完善的支持体系需要政府、社会、医疗机构、社区等多方面协同合作，政府要做好政策引导和资源调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提供多元化服务，医疗机构提供专业支持，社区则发挥基层优势，将各方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网络，才能切实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国外照护体系有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如日本在照护体系中引入瑞典“Group Home”理念，倡导“若老人能做50%，则帮助完成剩余50%”，强调把老人当作正常个体对待，营造自然的代际交流环境，避免刻意施舍给老人带来压力；上述提到的《照护者建议、记录和赋能法案》，要求通过增加带薪休假、鼓励雇主提供灵活工作时间等政策加强对照护者的财政与工作支持，这些从理念到政策层面的举措，为构建照护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