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第一位的还是判断力。”胡泳认为，目前AI可以生成文本、汇集资料、甚至进行更广义的互动，但它并不具备新闻判断的能力。“什么是真正的新闻？其新闻价值的高低有何区别？这仍然应该由人来决定。对一个新闻从业者而言，首先你要判断什么信息是重要的，什么事情可能是紧急的，以及应该被公众知晓的。”意义建构者的角色应由人来承担，信息处理者角色则会大概率由AI承担。

“第二点是问题意识。判断一个好记者的标准就是能否提出好问题。这种问题意识是大模型难以替代的东西。”胡泳看来，AI擅长的是回答已有的问题，但是记者往往会提出可能从未被问出过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提问依然是记者需要不断锤炼的本领。记者提问的好与坏，来自于是不是有调查研究的能力，以及有没有在众多信息中找到关键点的洞察力。”

第三点是一种信任的建构。如今在媒体实践过程中，AIGC内容标识不断强化，明确要求人机协同生产流程的透明性。“我觉得在AI时代下，可能人的署名更重要，这意味着记者要对新闻作品负责，对新闻的公信力负责，需要有人来承担可信的代理人角色。”署名责任问题的背后直接关系着信任建构。

“第四点是叙事能力的强化。如今大家用惯了AI，你会慢慢分辨出哪些是人写的，哪些是AI写的。因为AI写的东西是没有灵魂的，它更像是个百科全书，会告诉你很多你不具备的知识点。但AI没有灵魂。”在胡泳看来，所谓的“灵魂”就是一种独特的叙事能力，而新闻工作本身强调的正是一种叙事能力。“通过叙事构建意义，从而产生叙事的影响力，并与读者产生共鸣。这是AI无法替代的——提问判断，讲好故事，构建信任，以及守护公共价值。” 

胡泳认为，如今在算法推荐下，传播生态良莠不齐，AI造谣真假难辨，更应呼吁主流媒体回归议程设置能力，不能让步于算法。“信息民主化有很多好处，但信息的权威性一旦完全丧失，也会导致巨大的问题。我反而觉得，现在我们更需要高扬媒体的‘把关人’‘守门人’角色。在信息传播泥沙俱下的情况下，更应该重提把关价值——其一不能被算法或流量左右，其二不能被大众口味决定，我觉得这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想，在纷杂的信息环境当中，媒体能够给信任提供一个锚点，让事实在算法失控的流量漩涡中重新浮现，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给整个社会传递究竟什么是‘媒介素养’的过程。”胡泳认为，这应该是一件持之以恒去做的事：媒体通过实践，锚定事实，重构信任，守住公共生活，践行一种持久的公众陪伴。

此外，胡泳看来，把议程设置的权力让渡给算法，也会带来对社会多样性的挤压。从这个角度而言，更需要都市媒体做出更多都市内容，呈现社会的多元多样。“让用户知道，我们的传播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唯最大公约数’的。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生态，应该有着丰富的多样性。”

03 谈都市传播

“如今大家常常觉得，老年人看的内容比较低质。但其实新一代老年人，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关心健康知识、生活科普、政策解读等等，他们同样可以成为好内容的消费者。”然而胡泳看来，如今相关传播内容的开发度并不高，“不少健康知识直接就被推销保健品的广告攻陷了，以至于老龄群体现在并不是一个高质量信息的受众群体。”

今年5月，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上海老年人口超577万，占户籍总人口的37.6%，“三人行必有一老”。“我们必须意识到，如今不少一线城市已然是老龄型城市，如何让年轻用户和老年用户，在同一个空间中能够相互被看见，不让老年人被排除在内容理解和情感共鸣之外，这是第一个问题。”

除了内容建构，胡泳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发声”。“我曾经参加过你们南方都市报大数据研究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主题就是关于医疗适老化建设。会场挂了很多海报，内容就是老年人看病难的真实场景。当时我在现场有很大的触动，因为这些话语很真切，就是来源于老年人看病过程中真正的困难。这些问题不是悬空的，是实打实的。”胡泳看来，都市传播应该有老年人发声的空间。

“都市类媒体，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连接三代人的媒体？这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责任：代际共融。共读、共听、共看，媒体应该扮演社会交往的中介。”胡泳看来，如今技术飞速迭代，信息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身份的分化、代际的断裂。“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觉得媒体不仅要承担告知责任，更应该把对于公众的‘召唤’作为自己的责任。通过持续的报道、追踪，推动各种各样的公共议题，从而超越简单的‘告知’，让公众不断提高对社会的思考力、判断力和行动力。不必担心被技术压倒，都市类媒体还有很多可为之处。这应该是媒体的底色。”